1937年6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时指出：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目前形势的特点、抗战的前途，提出当前的任务，指出：目前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中国革命都是长期的曲折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仍要力争之。抗战的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我们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积极....

1941年6月9日 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报提出在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指出：日军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区。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打破日军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总之，愈能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就愈能长久坚持。健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这种三角地....

1941年6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代论《论敌寇两面政策》。文章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讲话指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他强调：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外，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

1954年6月7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提出技术改革的问题。他把“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改为“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修改稿认为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是实行社会革命；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强调最近几年之内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1980年6月7日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将军时谈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指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本世纪末能够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切措施和政策的出发点。中国不怕打仗，但中国人同世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最希望和平的。1988年6月7日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提出，中国的改革要坚持正确的决策。他指出：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

1943年6月6日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如能在今明两年真正做好整风和审查干部，就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书面报告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提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和任务是：（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必须做好下列各项工作：（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三）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

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1946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

1947年6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共中央局、战略区领导人电。电报指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的）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我军所到之处，对于铁路员工及铁路上的铁轨、枕木、路基、桥梁、涵洞、车站设备等项，一律加以保护，并劝告人民一律保护。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1950年6月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致信刘少奇，对土地改革和划分阶级中涉及的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区别与联系作了阐述。信中指出：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

1948年6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等电。电报指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士榘、唐亮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1951年6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进一步阐述志愿军多打小规模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电报指出：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1988年6月3日邓小平会见“九十年代的中....

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向黄埔军校学生作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讲演。讲演着重论述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1945年6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毛泽东指出：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会议在听取并讨论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时，毛泽东指出：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2004年6月2日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着重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领导方法，指出：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决定还指出：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要注意抓住中心工作，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